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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
2021-01-09 13:25  

以底线思维化解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有效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这对我们在新发展阶段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树立底线思维,是有效应对我国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其中隐藏的重大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从国际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从国内看,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比如,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面临不少“卡脖子”技术问题;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提高;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持续改善环境质量需要继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等。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既要求我们牢牢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又要求我们树立底线思维、防范各种风险。

树立底线思维,一方面要“有守”,就是守住底线,防范系统性风险,避免颠覆性危机,维护好发展全局。特别是对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加强研判、全力防范,把底线牢牢守住。守住底线,前提是明确底线。我们在谋划工作时,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明确底线在哪里,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当前,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我们要对各种新矛盾新挑战进行预判和超前思考,搞清楚机遇在哪里、风险在哪里,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最好的结果是什么,真正做到依据底线思维进行实事求是的系统性考量,切实规避隐蔽性风险、化解体制机制矛盾。

树立底线思维,另一方面要“有为”,就是通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化解风险挑战,用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化危为机。依靠科学实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在历史洪流面前就不是旁观者,在风险挑战面前就不会束手无策,而是能通过伟大斗争来化解风险挑战。树立底线思维,既要求“凡事从坏处准备”,更强调“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比如,面对我国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存在“卡脖子”问题,就要加快补短板,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我们要遇事不慌、临危不乱,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弘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政治与文化理论研究突出的四大热点

过去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严峻挑战和重大困难并存,在新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历史上、人类历史上都极不寻常。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领导力优势,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这极不寻常的年份创造了极不寻常的辉煌。“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充分彰显了善治的重要价值,也极大推动了政治与文化理论研究持续深入发展。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研究精彩纷呈。“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2011年首次提出建设“文化强国”长远战略。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建成文化强国”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战略层面为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对此,以下四个方面备受学界关注:一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导向,以“四史”学习教育为重点,对诚信文化、网络文化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二是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为主题,开展融媒体建设、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等研究;三是以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为主线,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等研究;四是以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为目标,围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等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贫困治理研究持续深化。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进入21世纪后,在基本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经过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持续推进中国贫困治理进程,“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迎来决胜阶段,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围绕贫困治理这一重要议题,一些学者围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和宝贵经验展开系统梳理,并尝试提炼出反贫困斗争的一般规律。另一些学者则着眼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行理论与对策研究,聚焦“后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问题,探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还有一些学者则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维度,积极探究全球贫困治理的“中国方案”,力图透过全球贫困治理话语权的提升,总结出提高国际话语权的一般经验。

“两个大局”研究如火如荼。站在历史交汇点上,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从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到胸怀“两个大局”的拓展,不仅对领导干部做好新时代各项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还激发了学者的研究热情。有学者认为,把握“两个大局”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是前提,与中国共产党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一脉相承。另有学者认为,准确把握两者的内在联系是核心所在,把中华民族复兴视为世界大变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推动因素,并从世界大变局审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还有学者则强调,准确把握“两个大局”的关键是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要坚持战略思维,既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也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数字政府治理研究方兴未艾。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都带来了深刻影响。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数字政府建设俨然成为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前瞻性思考,数字政府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新兴研究方向,对此,学者有着自身独特的关切点。一是立足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分析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加强信息保护等重要问题。二是着眼于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突出制度建设的主线,围绕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强化管理的制度规则展开讨论。三是致力于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效能提升,既要通过数字化为政府治理赋能,也要通过政府治理数字化加快数字化发展。可见,数字政府是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对象,是治理的新方式也是治理的新目标。推进其均衡协调发展,是有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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